以色列對哈馬斯：斬草難除根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7月18日表示，以軍在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對哈馬斯的軍事壓力
“有助于推進停火協議的達成”。這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日視察部隊的畫面
文/馬曉霖?楊府鑫
編輯/吳美娜
以色列軍方8月1日確認，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軍事部門首領穆罕默德·戴夫于7月13日在以軍對加沙地帶汗尤尼斯地區的空襲中死亡；7月31日，哈馬斯發表聲明說，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遭以色列空襲身亡，以色列軍方暫未就哈尼亞遭暗殺置評。
接連發生的襲擊事件，加劇了持續已久的巴以沖突，加深了“哈以仇恨”，給本就動蕩不安的地區局勢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事實表明，以色列目前沒有放棄所謂“去哈馬斯化、去武裝化、去極端化”之初衷。但實際上，哈馬斯這種“兵民混合”的作戰形態決定了以色列無論是從肉體上，還是從精神上想要徹底消滅它均不容易。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預測，這場戰爭可能會持續到今年年底，甚至更長時間。
有分析認為，即便以色列最終能將名義上的哈馬斯武裝清剿殆盡，但其與哈馬斯或巴勒斯坦任何一個抵抗組織之間仍將在對抗中共存，這是由其能力、行為甚至固有思維所決定的。這種思維，也是全面理解以色列與哈馬斯關系的基礎。
權力斗爭下的“敵人政治”
在政治學中，“敵人政治”并不是一個具體理論，而是一種政治思想。德國法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卡爾·施密特指出，一切政治的概念、觀念和術語都包含敵對性，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準，戰爭是敵對性的顯性形式，政府往往通過敵友二分法來塑造和維護國家認同和政治權力。
這種案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比如納粹德國給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貼上“血統不純”的標簽，并指責他們造成了當時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問題，意欲利用這種敵人形象來團結所謂純正的雅利安民族，增強其國家認同，并通過迫害和種族滅絕鞏固其政治權力；蘇聯解體、華沙條約組織（華約）解散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事實上已經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其存續必須基于新的“假想敵”，所以將俄羅斯排除在外的東擴是其必經之路；等等。
以色列內部是復雜的，正如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所言，把所有以色列人視為鐵板一塊是錯誤的看法，把以色列各個黨派、各個階層視為鐵板一塊同樣是錯誤的，將猶太人，全世界的猶太人統統看成鐵板一塊更是錯誤。在以色列，有叫囂向加沙地帶使用核彈的極右翼，也有揮舞巴勒斯坦國旗并反對以色列國存在的極端正統派。
在以色列的政黨政治中，并非每一個右翼黨派成員都屬于激進派，每一個左翼黨派成員都屬于溫和派。執政黨利庫德集團內部，既有埃澤爾·魏茨曼（前總統），又有梅納赫姆·貝京（前總理），兩者在思想上和政治傾向上可以說是截然不同。更何況在這樣一個奉行多黨制，并以比例代表制為選舉制度的國家，聯合政府是常態，能最終獲得權力的，往往是各種意見的最大公約數。
國家安全往往是決定執政權歸屬的勝負手。哈馬斯在不少以色列政客眼中就是一個完美的敵人角色，它激進不屈，且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民族主義和神權主義屬性，面對一個如此“不安全”的對手，被稱為“安全先生”內塔尼亞胡更易成為民眾的選擇。可以說，正是哈馬斯近20年持續不斷的“襲擾”，助力內塔尼亞胡成為以色列歷史上在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從這個視角看，以色列右翼需要哈馬斯，來幫助他們持久掌控政治話語權。
后殖民心態下的“分而治之”策略
自1987年哈馬斯誕生以來，以色列除去拉賓、佩雷斯及巴拉克領導的工黨執政9年外，其余時間均為右翼的利庫德集團主導組閣并掌權，其中內塔尼雅胡任總理累計長達17年。他的執政風格可以用“強硬但靈活”來概括。面對國內外壓力，他會適時做出實用主義的改變；一旦執政面臨危機，他也善于通過政治聯盟和策略調整來鞏固權力。其對待哈馬斯的態度，也與其執政風格相匹配。
拋開強硬的一面不談，以色列右翼領導層仰仗自身握有針對哈馬斯的非對稱優勢，始終認為“危中有機”，希望在保持哈馬斯威脅可控的情況下，利用其與傳統的巴勒斯坦主流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之間的分裂，服務以色列“邊緣化‘兩國方案’”這一長遠目標。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出席巴勒斯坦各派內部和解對話閉幕式，
見證巴勒斯坦14個派別共同簽署《關于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
事實上，以色列領導層的這種心態一以貫之，特別是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在第三次中東戰爭，即1967年“六日戰爭”后，辛貝特的管轄范圍延伸到被占領土，其領導層在制定被占領土的防衛政策時幾乎總是扮演溫和派角色，因為他們認為對巴勒斯坦抵抗者使用極刑，反而會招致未來更猛烈的報復。從今天的角度看，辛貝特比那些喜歡大開殺戒的右翼政客更深謀遠慮。
但正如硬幣有正反兩面，由于以色列方面不對被捕的巴勒斯坦“安全犯人”使用死刑，直接導致其監獄人滿為患，而時常發生的換囚行動也使得許多抵抗組織領導人有機會重返一線，比如10月7日重擊行動的主要策劃者葉海亞·辛瓦爾，甚至哈馬斯在以色列監獄里形成了等級森嚴的領導集體。
早在哈馬斯誕生前，辛貝特和占領區的軍事統帥們就沒有將巴勒斯坦人看作一個政治民族，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威脅與利誘——按傳統的殖民時期的說法就是“胡蘿卜加大棒”政策，來控制這些地區。面對那些最難以滲透的政治和宗教團體，辛貝特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在一片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聲浪中，他們是一股有利于以色列的力量，故選擇默許鼓勵它們的行動。
20世紀80年代初擔任以色列駐加沙軍事總督的伊扎克·塞格夫將軍曾告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他資助了巴勒斯坦的伊斯蘭運動，甚至是直接用以色列納稅人的錢資助了后來誕生的哈馬斯，這些錢卻被用來殺死資助他們的人。
曾在加沙工作的以色列官員安德魯·希金斯2009年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采訪時說：“以色列軍方領導的加沙政府很看好癱瘓的神職人員艾哈邁德·亞辛，他建立了一個由學校、診所、圖書館和幼兒園組成的廣泛網絡——穆加瑪，該組織在1979年被以色列正式承認為慈善協會。以色列還贊同建立加沙伊斯蘭大學，而它培養了一眾哈馬斯高級領導人。”
這本質上是一種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統治方式，后來的實踐卻證明，此舉實為枉費心機，哈馬斯就此崛起并反噬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歷史學家拉希德·哈利迪在其2006年的研究成果《鐵籠》一書中，將哈馬斯描述為：以色列占領的“門徒”，是以色列及其“宗主國”美國分而治之策略的一部分。
“殖民-后殖民主義”歷史時間線
美國幾十年來在整個中東地區扶植穆斯林兄弟會及其他政治伊斯蘭團體，利用其制衡那些被認為是激進的、民族主義的、反美的勢力。比如選擇與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等保守阿拉伯政權結盟，以及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后開啟所謂“阿富汗抵抗運動支援行動”，間接資助了后來“9·11”事件的發起者。
諷刺的是，就連以色列國自身的存在也是上述統治方式的產物，埃德溫·蒙塔古——英國歷史上勞合·喬治內閣中唯一的猶太人，曾與一戰期間的英國外交大臣亨利·貝爾福發生過激烈論戰。他認為，允諾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貝爾福宣言”的炮制者們，并非真正關心猶太人的過去和未來，出臺這樣的宣言只是為大英帝國解決所面臨的問題；猶太人只是列強手中的玩偶，用來維護它們的殖民地，保持它們與其殖民地的密切聯系。勞合·喬治本人也曾在內閣例會上直言不諱，稱將巴勒斯坦的圣地拱手交給法國來控制，是對英國勢力極大的打擊。
在1967年占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后的二十多年里，以色列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巴勒斯坦分支及其在加沙的分支——而后的哈馬斯，做了同樣的事情，即利用其制衡民族主義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從根源上說，以色列暗中支持并利用哈馬斯的政策并不違反所謂歷史的常識與邏輯，它植根于大英帝國發展起來的帝國統治策略（后來被美國采用）。
從英國制造穆斯林聯盟與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之間的分裂來削弱印度殖民地愈演愈烈的獨立斗爭，到美國支持資助智利軍方以政變形式推翻民選總統阿連德——通過制造他國內部分裂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再到目前的以色列“輸血”哈馬斯維持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狀態，串聯起了一條完整的“殖民-后殖民主義”歷史時間線。
根據這一視角，或許才能真正理解內塔尼亞胡對著名記者丹·馬加利特所說的“金句”：“保持哈馬斯的強大非常重要，它可以制衡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擁有包括哈馬斯在內的兩個被分裂的對手，將減輕以色列在建立巴勒斯坦國問題上的談判壓力。”
當這種思想反映在以色列領導層對哈馬斯的政策上時，以色列學界與戰略界為之冠名“割草戰略”。
廣義上的“割草戰略”，是指以色列針對敵對非國家行為體的一種戰略，它反映了其對自己正處于長期棘手沖突中的認知，在這種類型的沖突中使用武力難以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因此更適合采取消耗戰的形式來應對，主要目的是削弱敵人的能力，延長安寧期的時間。
狹義上說，這是一種針對哈馬斯，目標有限且耐心的軍事消耗戰略。消耗戰是以色列政府在戰略執行層面的表現，“分裂但不征服”則是其戰略思想內核。以色列希望以一個被削弱的敵人，而不是一個粉身碎骨的敵人來結束每一次“割草”行動，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統治加沙的成本其無法接受；二是比哈馬斯更極端的組織可能會在加沙掌權；三是其不愿將加沙地帶交給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治理。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敵對與共存關系，遂成為維持以色列右翼執政集團的合理與合法現實基礎，使其一直可以握有政權。如今，面臨近七成的民眾不滿意度，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命幾乎完全與本輪巴以沖突深度捆綁，未來無論以色列執政者屬于哪一個黨派，倘若其仍然秉持上述戰略思維，對“兩國方案”持消極態度，那么巴以之間的和平將繼續遙遙無期。
（馬曉霖系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楊府鑫系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