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胡爾·甘地：印度政壇的攪局人？
6月4日，在印度齋浦爾，選舉工作人員攜帶計票器準備開始計票
文/毛克疾?王璇卿
編輯/黃紅華
曾經稱霸印度政壇的印度國民大會黨（以下簡稱國大黨）最近10年深陷重重危機，在人民院占據的席位一度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就算是最樂觀的旁觀者也不禁懷疑，百年老店國大黨可能真的要走上窮途末路。
然而，2024年印度大選結果卻出現令人意外的變化：國大黨不僅沒有被“趕盡殺絕”，反而帶領“印度全國包容性發展聯盟”（INDIA）拿下人民院543個席位中的234席，其中國大黨奪得90席。出乎意料的勝利將拉胡爾·甘地重新送回印度政壇主舞臺，他作為國大黨領袖也順理成章出任印度議會近十年來首個反對派領導人。
曾經印度民眾眼中的“公子哥”，被莫迪屢次稱為“笨蛋”的拉胡爾·甘地不負眾望，本次大選在一片噓聲中頂住壓力，毅然扛起反抗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的大旗，甚至還在北方邦等印人黨腹地打開局面，這確實讓很多人大吃一驚。
國大黨的“臉面”
雖然拉胡爾現在不是黨主席，但他毫無疑問是國大黨的“臉面”。他的曾祖父賈瓦哈拉·尼赫魯、祖母英迪拉·甘地、父親拉吉夫·甘地都曾擔任印度總理，他的母親索尼婭·甘地也曾主導國大黨多年。拉胡爾生于1970年，已年過半百，但長期未被視為獨當一面的“嚴肅政治家”，或許是“甘地-尼赫魯”家族的光環過于耀眼，讓他長期難以走出家族投射的陰影。
在祖母、父親接連死于政治暗殺之后，拉胡爾從少年時期起就成為全球安保級別最高的人之一，只能接受家庭教育，從未享受社會化的學校教育。出于安全原因，他的個人生活被隔離在“安全區”之內。從這個角度看，拉胡爾繼承了顯赫家族榮譽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承擔了深入骨髓的創傷。
可能出于這個原因，拉胡爾很早就處于對風口浪尖的政治生活表現出不耐煩的急躁，希望擁有遛狗、抽煙、追劇的普通人的生活。因此，當2004年拉胡爾宣布進軍政壇，很多政治評論員大吃一驚，因為他們都認為拉胡爾缺乏政治家的魅力和擔當，還不如他的妹妹普里揚卡·甘地適合作為家族的政治繼承人。以后發生的事情也不斷證明，拉胡爾對繁瑣的事務性工作感到厭煩，如果非要他進軍政壇，他可能更希望成為圣雄甘地那樣可以游離于俗務之外的精神領袖，而非尼赫魯那樣包攬大小事務的政黨柱石。
無論如何，拉胡爾作為全印第一家庭的代表，外界對他有極高期待，期待他為國大黨注入新活力。2004年，還是政治素人的拉胡爾在北方邦的家族傳統選區獲勝，躋身成為人民院議員，為國大黨帶領盟友取得勝利作出貢獻。然而，他卻沒有在國大黨聯合政府中擔任任何職務，僅出任議會委員會的職務。2009年大選中，拉胡爾再次贏得北方邦的人民院席位，并出任國大黨副主席，但仍未在辛格政府中擔任政府公職。
此后，拉胡爾以總理候選人身份參加2014年大選，但國大黨卻遭遇空前潰敗，雖然拉胡爾保住了北方邦的個人選區，但國大黨大勢已去，個人勝利不值一提。2017年索尼婭·甘地退休，拉胡爾臨危受命出任國大黨主席，但他并沒有在2019年大選中改變國大黨被印人黨擊潰的命運，甚至連他在北方邦的傳統選區也被奪走。面對慘敗，拉胡爾只能引咎辭職。
可以說，莫迪2014年上臺后至今的10年，既是國大黨不堪回首的10年，更是拉胡爾個人不堪回首的10年。這一時期的國大黨，大選得票一次不如一次，不僅被風頭正勁的印人黨碾壓，甚至開始擔心被區域小黨奪食。同時，拉胡爾雖然連選連任人民院議員，卻從未出任政府部長，也未能帶領國大黨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選舉勝利。拉胡爾的失敗和國大黨的衰敗簡直互為注腳——看起來“不接地氣又吃不了苦”的拉胡爾難以扭轉國大黨的衰敗命運，衰敗的國大黨也只配拉胡爾這樣“拉胯”的領導人。
打破神話
正當外界對拉胡爾的期待降到谷底的時候，他卻又給所有人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國大黨在2024年大選中贏得人民院543席中的99席，比上一次大選多了47席，而國大黨領銜的政治聯盟INDIA則取得232席。比起印人黨的243席，國大黨仍落后超過140席——這一差距放在任何其他背景下，看起來都更像“恥辱性的失敗”，但如果和2014年和2019年的選情相比，這個成績卻是毫無爭議的勝利，關鍵就是打破了“莫迪不可戰勝”的神話。
由于INDIA聯盟出乎意料的強勢選情，印人黨人民院席位沒有超過半數，被迫“屈尊”與地方盟黨組建了聯合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莫迪2014年上臺以來第一次有反對黨在人民院543個議席中獲得超過10%的席位（55席），而“議會反對黨領袖”這個關鍵崗位也在空缺10年后迎來新主人——拉胡爾·甘地。略帶諷刺意味的是，現在距離拉胡爾2004年步入政壇已過去20年，但他直到最近才第一次出任憲法公職。
作為議會反對黨領袖，拉胡爾能夠影響議會多個委員會議事，并在法理層面對總理莫迪發揮制衡的作用。如此一來，印人黨今后很難再像前兩個任期那樣“我行我素”，也不能像從前那樣隨意吊銷其他黨派的議員資格——印人黨一度曾吊銷多達143名反對黨人的議員資格，拉胡爾自己也因為“誹謗莫迪”遭遇政治沖擊。相比印人黨前兩個任期內往往不經充分討論就強行通過關鍵立法，現在將面臨更大制衡壓力，印人黨在立法層面阻力陡增，難以憑一黨之力修改憲法。
拉胡爾這次之所以取得超預期成績，要歸功于他通過兩次全國巡游積累的民望，這很大程度上扭轉了他“不接地氣”的公子哥形象。2022年到2024年，在拉胡爾主導下，國大黨連續組織“團結印度”和“正義團結印度”兩次貫穿全印的巡游，通過游行宣講、街頭集會、尋訪民生等方式，動員草根大眾支持國大黨。巡游中，拉胡爾處處身先士卒，與農民談論收成、與蔬菜小販談論生計，甚至請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喝茶。顯然，這種安排聚焦“民生艱難”，特別是失業率高漲、通貨膨脹、社會不公、包容缺失等印人黨治下最尖銳的矛盾，塑造了拉胡爾“為民請命”的形象。
比起民生主題，兩次巡游更實質性的安排則是拉胡爾主持的黨際權力分享計劃。國大黨大隊人馬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巡游，不斷接觸各邦的區域政黨和地方強人，甚至拿出“以大事小”的政治勇氣，給予盟友超預期的讓利。例如，為避免各黨在INDIA聯盟內部互相消耗，國大黨主動退出很多原本占據優勢的選區，并利用自身的組織優勢全力支持區域政黨。拉胡爾還拋棄門戶之見，利用自己的顯赫出身，為眾多非國大黨候選人賣力站臺。此消彼長，印人黨在得票率并未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選情仍超預期驟降，最重要原因就是原本一盤散沙的反對黨終于擰成了一股繩。
未來反對派領袖
不管是在全國巡游期間的群眾集會發言，還是大選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拉胡爾都強調幾個觀點：
一是反對印人黨勾結少數億萬富豪，結成只有利于少數人的“裙帶資本主義”。拉胡爾喜歡將喬達摩·阿達尼稱為“莫迪最好的朋友”，警告財閥利用政治優勢鯨吞國有資產，并因此堅決反對莫迪政府的國企私有化計劃。
二是反對國民志愿服務團（RSS）和印人黨破壞“世俗主義”“文化多元”等印度立國傳統。據稱，拉胡爾曾向美國駐印度大使坦言“印度教極端分子對印度的威脅甚至比伊斯蘭極端分子還大”。
三是反對莫迪政府罔顧“民生艱苦”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鞭笞物價高企、就業不足、貧富分化等現象。
拉胡爾反復強調，“保衛憲法”“保衛印度立國之本”是他意識形態的主旨主線，他甚至隨身攜帶一本印度憲法表明立場。但稍加研究就不難發現，與其說拉胡爾形成了一套與印度教民族主義并駕齊驅、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體系，不如說他糾集了所有針對莫迪和印人黨的不滿情緒，本質上并沒有逃出“為了反對而反對”。
例如，拉胡爾高喊反對裙帶資本主義，但所有人都知道印度臃腫低效的國企不堪大任，對此拉胡爾無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區別可能只是換家不同財閥而已。再如，雖然拉胡爾聲言反對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但他卻越來越頻繁運用包括濕婆在內的印度教文化宗教符號來討好選民，這也在很多堅持世俗主義傳統的國大黨干部中引發巨大爭議。此外，拉胡爾猛烈抨擊印人黨通過“妖魔化少數族群”制造仇恨和恐懼以攫取印度教教徒選票，但他也選擇了類似策略，不斷向低種姓群體和穆斯林選民灌輸“印度教教徒多數主義暴政”將剝奪他們既有的憲法特權。盡管拉胡爾用激烈的言論反對莫迪和印人黨，但在實質內容上反而更像是他們的擁躉，推動拉胡爾不斷以莫迪為榜樣“趨同進化”。
與此同時，拉胡爾不僅在政治議程上趨同于莫迪，在具體方法和策略層面也嘗試“師夷長技”。例如，面對印人黨井然有序的組織建設和青年工作，拉胡爾嘗試打破國大黨很多陳規陋習，將新面孔引入黨內核心干部隊伍，甚至不惜得罪黨內大佬也要在國大黨內實行更徹底的競爭上崗機制。
事實上，考慮到莫迪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打破眾多既得利益集團、制造一大批失意者，拉胡爾盯著印人黨的錯誤和失誤針鋒相對進行反擊，也不失為一種頗具競爭力的政治策略。但這種策略的問題就在于無法跳脫“為了反對而反對”的窠臼，也就很難讓他真正成為領軍人物。拉胡爾這次“表現驚艷”，很可能只是因為外界對他的期待已降到極低，只要他表現稍好就會贏得滿堂喝彩。雖然他已證明自己還能組織起有效的反抗，但期待他以一己之力扭轉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大潮恐怕是他不可承受的重托。從這個角度看，在議會擔綱以反對為業的反對派領袖，反而是他未來政治生涯最好的注腳。
（毛克疾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王璇卿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