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業率，理想的數據不理想的結構
2023年9月18日，兩位老人在日本東京巢鴨附近散步
文/《環球》雜志記者?鐘雅（發自東京）
編輯/馬瓊
近年來，盡管日本面臨著少子化與老齡化并存的嚴峻挑戰，其就業形勢卻總體展現出積極態勢。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2023年日本就業率為61.2%，實現了連續3年的穩步增長。其中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數據尤為亮眼。據文部科學省最新統計，2024年春季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刷新歷史紀錄，達到98.1%。
然而，深入審視日本就業的復雜多面性，就如同透過一個多棱鏡，每個不同的角度都折射出就業領域不同層面的挑戰與問題。將這些爭議點一并納入考量范圍，才能更加全面和真實地把握日本就業圖景的全貌。
高就業率掩蓋下的非正式就業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其官網發布的《2023年上半年雇傭動向調查結果概要》顯示，2023年上半年，有281萬名正式就業者入職，較2022年同期減少約10萬人；而非正式就業者同比增長近35萬人。從就業率看，非正式就業者的入職率與離職率分別為15.1%和13.5%，超過正式就業者的7.5%與6.8%，顯示出非正式就業市場高度活躍。
報告還顯示，2023年上半年，有超過37萬的初次就業者走上非正式工作崗位，較去年同期增長近3萬人；而走上正式工作崗位的初次就業者人數僅增加約1萬人。這表明越來越多的初次就業者正在以非正式就業開始其職業生涯。
非正式雇傭雖然可以幫助企業削減成本以及滿足求職者對靈活工作方式的需求，但也存在企業生產率降低、員工權益難以保障等問題。曾在牛津大學從事日本問題研究，并曾任職高盛的分析師大衛·阿特金森接受日本《東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非正式雇傭持續增加，但最低工資并沒有跟著上漲，是日本生產率低下的元兇。”
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報道，2023財年（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日本平均最低時薪為1004日元（1日元約合0.045元人民幣），低于英、德、法等國。
此外，非正式雇傭導致的同工不同酬問題也非常突出。據日本總務省統計，2023年非正式就業者占到總就業人口的近四成，但時薪只有正式員工的約70%。日本第一生命研究所研究員巖井紳太郎認為，消除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的薪資差異是企業確保勞動力市場穩定的重要手段。
千枝（化名）是一名網站設計師，目前以派遣員工的身份工作，月薪23萬日元。49歲單身的她在東京租了一間房子，每月住宿費、生活費等各類開支共計約15萬日元。“派遣員工沒有像正式員工那樣的退休金等福利，甚至連工資收入也難以保障，我非常擔心老了以后的生活。”千枝目前正盤算著做點什么副業。
職業“瀕危物種”
在日本，不同行業之間的就業狀況與前景也存在著顯著差異。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崗位需求、薪資水平、職業發展等方面，還深刻影響著求職者的職業選擇和生活質量。
半導體工程師需求缺口持續擴大。據日本瑞可利公司統計，2021年日本的半導體工程師招聘人數是2013年的7.4倍，2022年急速擴大至13.1倍。但是，半導體人才供給卻連年減少。經濟產業省數據顯示，1998年日本半導體人才有約23萬人，2019年減少至約17萬人。日本一般社團法人電子情報技術產業協會半導體部會發布文件稱，未來10年，該部會的主要8家會員企業需要約4萬名半導體人才。
介護行業的人手不足與“老老介護”情況則進一步加劇。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隨著“團塊世代”（1947年至1949年出生者）逐步邁入超老齡階段，2025財年，日本將面臨約32萬人的介護從業者缺口，到2040財年預計將攀升至69萬人。
介護行業中，訪問介護員尤為稀缺，他們負責前往老年人家中，提供包括協助入浴、打掃衛生或照顧服藥等在內的一系列貼心服務。由于這一崗位的需求量激增而供給不足，訪問介護員甚至被形象地稱作介護行業的“瀕危物種”。
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2022財年，日本訪問介護員崗位的有效求人倍率高達15.53，意味著1名訪問介護員平均對應15.53家機構的招聘需求。然而，由于訪問介護不如在養老院工資穩定、職業發展前景好，很難吸引到年輕人，如今訪問介護隊伍正面臨嚴重的老齡化難題，80多歲的訪問介護員也不罕見。
“慢慢喝，加油。”訪問介護員森廣子已經81歲，她的介護對象是一位因年邁而無法自行起床的89歲女性。森廣子每周5次到這個老人的家，幫助她用餐。“因為年齡相仿，我們很合得來。”森廣子說，但“我也感到體力不支，我很難把她從床上移動到輪椅。如果她需要日間服務，我就請年輕同事代班”。森廣子工作的公司位于大阪市淀川區，公司的訪問介護員超過一半年齡在65歲以上。
博士人才被困在象牙塔
日本廣播協會（NHK）網站“輕松經濟”欄目今年2月專門做了一期“博士人才不足”話題，指出日本博士人才在數量與就業兩方面都存在痛點。
據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調查，2022財年，在123家擁有超過1000名員工的企業中，有多達23.7%的企業表示當前未雇傭任何理科博士人才，計劃未來5年內增加理科博士畢業生或雇傭有相關領域工作經驗者的企業也均不到20%。
NHK經濟記者小坂隆治表示，“博士人才在企業缺乏施展機會的問題由來已久，但從以上調查結果看，企業雇傭博士人才的意愿比預想還要低。”在日本，博士人才往往留在大學做研究；而在歐美國家，他們除了做科研，還在企業從事產品研發、金融商品開發、數據分析等各類工作，也有很多選擇自主創業。
小坂隆治介紹，關于博士人才的培養與使用，日本已經陷入“惡性循環”。企業普遍存在一種偏見，認為博士生因高度專業化的學習經歷可能視野受限，并且其研究內容并不能直接轉化為商業應用。薪資方面，許多企業提供給博士畢業生的待遇往往與碩士生差不多。鑒于博士人才就業狹窄，那些對科研工作不感興趣的碩士畢業生往往不會選擇繼續深造。以上情況導致日本博士人才的匱乏，并阻礙了博士畢業生進入企業。
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與學術政策研究所的統計結果顯示，過去十幾年，與美、英、德、韓等國的博士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形成鮮明對比，日本的博士畢業生數量基本保持不變。日本經團聯常務理事長谷川知子表示，為防止日本國際競爭力繼續下滑，官產學界必須強化合作、改變現狀。
女性職場環境待改善
在日本，一個名為“在職護工”的群體正迅速壯大，她們肩負著職業責任與家庭照料的雙重重擔。這一群體普遍承受著巨大的身心壓力，導致其工作效率低下、離職率高企，職場現狀令人擔憂。
據日本總務省統計，2022年，有8萬名女性員工為看護家人被迫離職，處于同樣境遇的男性員工只有2.6萬人離職。日本Lyxis公司于2019至2023年調查了近3.9萬名公司職員，結果顯示在所有年齡層的管理者中，女性成為“在職護工”的幾率都遠高于男性，其中在40歲至54歲管理者人數峰值年齡組，女性“在職護工”的人數是男性的2倍多。
36歲的長田寬子在一家外資IT初創企業做臨時工，每天早上73歲患有癡呆癥的母親都會問她，“你是誰？”自打開始照顧母親，寬子已換了3次工作。“我不得不一邊接受母親的變化，一邊繼續工作。我很難控制情緒，這讓我很難與同事溝通……即使我告訴同事我還得照顧重病的家人，他們也不能理解我的身心壓力，我感到隔閡。”
此外，日本職場中女性管理者占比過低，存在顯著的性別不均衡現象。雖然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女性管理者的比例，但效果并不理想。
根據日本帝國數據庫公司2023年7月對超過1.1萬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女性管理者的平均比例雖然刷新歷史紀錄，但僅為9.8%；而能夠達到政府制定的30%目標的企業占比不足一成；女性管理者不僅比例低，而且增長緩慢，2023年的平均占比較2022年僅增長了0.3個百分點。
另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19年發布的報告，日本女性管理者比例在七國集團（G7）中處于末位。目前看，日本政府想要推動增加女性管理者，仍然任重道遠。
